二十二、湖北
125、武汉市归元寺
座落在武汉市汉阳区归元寺路。清顺治十五年（1658），佛教禅宗曹洞宗祖师白光由浙江来此创立。。所取“归元”之名，缘自佛经《楞严经》中“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之说，即归真、归本、出生灭界，还归于真寂本元之意。归元寺为长江中游名刹之一，与宝通寺、溪莲寺、正觉寺合称为武汉的四大丛林。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地全国重点佛教寺院，现为湖北省佛教协会和武汉市佛教协会的所在地。
武汉归元寺
归元寺创建以来，迭经战乱，屡废屡兴。现存建筑，系清同治三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及民国初年陆续所建。
“文化大革命”中，寺庙没有遭到破坏，宗教设施及珍贵文物也完好地保存下来，可算一大奇迹。1973年至今，归元寺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大雄宝殿、藏经阁、五百罗汉堂、大士阁、钟鼓楼、翠微亭等建筑翻修一新。归元寺现占地面积175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万多平方米。现有僧人数十名，住持为隆印法师。寺内古树参天，花木繁茂，泉清水绿，曲径通幽，被称为“汉西一境”。
归元禅寺占地4.67公顷，有殿舍200余间，建筑紧凑合理。寺院坐西朝东，寺内分前、后两区。前区（老区）由北院、中院和南院三个各具特色的庭院组成，分别拥有藏经阁、大雄宝殿和罗汉堂等三组主体建筑群。后区（新区）为近年新建，有财宝天王殿、露天双面观音、圆通阁和三层红木榫卯结构“戒堂”等建筑群。归元寺的主体建筑集中在前区：
藏经阁
北院主体建筑，始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后遭战火所毁。光绪十四年（1888年）得以重建。归元禅寺心净方丈（1920年－1922年）募资再次重新修建藏经阁，使之成为一座两层五开间的楼阁式建筑，高约20米，顶为兽头大脊，鱼角搬爪，斗拱飞檐，古朴玲珑。当面为四柱通天，双凤朝阳，五龙戏珠。整个建筑、门扇窗牖，涂朱绘彩，刻画镂雕，精巧壮观，金碧辉煌，是武汉市唯一一座砖木结构的古建筑物。这里珍藏着许多佛教文物，有清代《龙藏》一部，宋代影印本《碛砂藏》一部，清末民初上海印《频伽藏》一部。除《藏经》外，还有佛象、法物、石雕、木刻、书画、碑帖及外文典籍等。其中收藏各类经书七千多卷，以及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日本等各国文字的经书，版本之多，文种之多，在国内丛林寺院中尚不多见。另外还有两件珍品：一是清光绪元年（1875），湖南衡山69岁老人李舜千书写的“佛”字。“佛”字是在长宽不超过6寸的纸上，由《金刚经》和《心经》原文共5424个字组成。每个字只有芝麻大，肉眼分辨不清，用30倍放大镜看，笔力挺秀，是书法珍品。另一件是武昌僧人妙荣和尚刺血调和金粉抄成的《华严经》和《法华经》，字体娟秀，堪称精品。
藏经阁有一对联：“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现在的藏经阁是由归元禅寺前任方丈昌明法师1997年至1998年在原址上重建的阁楼，占地面积四百余平方米，楼式建筑，颇具丛林雅风。新阁楼保持了原制式、原风格、原规模。
归元寺藏经阁
大雄宝殿
中院主体建筑，初建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后经多次维修。现大雄宝殿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重修，近年来随着寺院的扩建修葺，气势更为宏大。大殿正中供奉着释迦牟尼坐像，两侧为其弟子阿难和迦叶，均为脱胎雕塑。殿内有两幅对联：“教有万法，体性无殊，不可取法舍法非法非非法；佛本一乘，根源自别，故说下乘中乘上乘上上乘”；“到这里不许你七颠八倒，如此门休管他五眼六通”。
罗汉堂
南院主体建筑，始建于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咸丰二年（1852）毁于兵灾，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建，1902年完成，至今有二百年历史。民间有句谚语：上有宝光（成都），下有西园（苏州），北有碧云（北京），中有归元（武汉），是说这四个寺院的五百罗汉堂是最具代表性的，是佛教塑像的精华。光绪年间，黄陂泥塑匠王氏父子应归元寺方丈所聘，用了九年时间重塑了五百罗汉。黄陂至今是湖北的雕塑之乡，有悠久的泥塑传统，技艺娴熟，艺人辈出。据《归元丛林罗汉碑记》，归元寺的五百罗汉，是以南岳衡山祝圣寺的五百罗汉石刻拓本为依据，进行加工提炼，创造而成的。工艺上采用“脱胎漆塑”，又称“金身托沙塑像”。先用泥胎塑成模型，然后用葛布生漆逐渐沾巾套塑，称为漆布空塑，最后饰以金粉。它的特点是抗潮湿，防虫蛀，经久不变。两百年间罗汉堂几次受水灾侵袭，但水退后罗汉仍完好无损。人们常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归元寺的罗汉却不怕水，可见王氏父子的脱塑工艺水平和质量之高。
归元寺罗汉在形象表现上也很有特色。这500罗汉或坐或立，或蹲或卧，喜怒哀乐，慈祥端庄，各种姿势、神态无不具有。如第四百六十三尊罗汉是陀怒尊者，周围有6个童子，为罗汉挖耳，掩嘴，遮眼等，称“六戏弥勒”。“六”即眼、耳、鼻、舌、身、意。它告诫佛门弟子，不要为凡情所染。塑像中把孩子的天真烂漫，娇稚顽皮和罗汉的慈祥憨厚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又如第三百五十尊罗汉是大药尊尊者，法相所现正面跏跌坐，禅坐于藤条大椅上，双手笼于袖中，神清气爽，宽额亮目，才思敏捷。在武汉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王氏父子呕心沥血，经历9个寒暑塑成498尊罗汉后，终因过度劳累而病倒，方丈只得又去聘请塑师。新来的塑师将罗汉样本和塑像对照，发现各类罗汉的形象已经塑完。新来的塑师灵机一动，将功德无量的王氏父子也塑成罗汉。现在人们在罗汉堂看到韦驮像左右的两尊塑像，一个擎日，一个举月，相传就是王氏父子二人。
现在看到的罗汉堂是在原址上进行大规模维修重建的，于2000年9月竣工。这座崭新的罗汉堂完全保留了原罗汉堂的布局、规模和风貌。罗汉堂亦有两副对联：“普天供应大阿罗汉，都率方广来住归元”；“自白光开创以来，祖德灵长，迄今三百余年，重新广厦供罗汉；历同治中兴而后，人心沉溺，愿将二十八品，普济群生讲法华”。
武汉归元寺五百罗汉堂
在前区（老区）三圣殿的旁边，还有一所全国首家由寺院完全发起、信众共建、配套设施相对齐全、并向社会开放的现代化佛教主题图书馆——归元正藏图书馆。建筑面积近14000平方米，六层仿清式徽派建筑。主体功能性建筑包括归元禅寺正藏图书馆、归元大觉宾舍两部分，是华中最大的佛法布施平台。图书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藏书先期以佛学书籍为主，逐渐增加其他门类书籍，最终达到藏书20万册，佛教书籍占到40%，其他类书籍占到60%的规模。
新建的黄铜铸造露天双面观音，周围是汉白玉栏杆，超凡的造型气态在全国都极为罕见。像高18.8米，立于一个3米高的莲台之上，重达20吨。她一面朝东，一面朝西，立于莲台之上，一手拈成结手印上翘，一手持净瓶微垂，手印意在表达佛法无边，净瓶微垂，正在降甘露于人间。佛像头顶一轮火焰，象征佛光普照，无量的智慧和无边的神通。
大型石木结构“圆通阁”，于2009年上半年破土动工，2012年完工。圆通阁是由宫殿式石台座和红木榫卯结构组合而成，其风格为内五层外三层四滴水楼阁式建筑，为近200年来最大的木石结构佛阁楼式宗教建筑，是我国少有的大型传统木结构建筑之一。此建筑基座长宽各60.8米，占地4139平方米，高60余米，共4层。为归元禅寺重要的佛事文化活动场所。
126、武汉市宝通寺
位于风景秀丽的武昌洪山南麓，兴建于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至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与归元寺、溪莲寺、古德寺并称武汉佛教“四大丛林”。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汉族全国重点佛教寺院，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宝通寺志》载：“黄鹤山（即今蛇山）之东十里许有山，名东山（即今洪山），乃三楚第一雄峰。上有亭，相传刘宋时期始建寺。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尉迟敬德封鄂国公，奉命修建鄂州（今武昌）城时，在东山寺基础上扩建寺宇，铸造铁佛，取名弥陀寺。据宝通寺方丈源成法师回忆，1949年前他曾见过刻有“尉迟敬德建造”字样的墙砖。唐敬宗宝历二年（826），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开元寺善庆和尚云游到随州大洪山修建了“灵峰寺”。九年后，善庆和尚圆寂前，毅然割了自己的双足留在寺内，表示升天之后也要为乡人利益奔走，这双“佛足”成为灵峰寺历代相传的镇寺之宝。皇帝为此赐给善庆“慈忍大师”的法号，并赐额“幽济禅院”。南宋理宗嘉熙年间（1237－1240），抗金名将枣阳人孟珙出任荆湖制置使，为避兵乱，与民兵都统张顺将随州大洪山之幽济禅院多尊佛像迁来武昌东郊，连同灵济慈忍大师的“佛足”及历朝所颁告敕一齐安置在弥陀寺，并奏请赐寺名为“崇宁万寿寺”，同时将东山改名为洪山。以纪念善庆和尚在随州大洪山修建的“灵峰寺”。 后经战乱，香火冷落，京湖大制置使吕文德请无积禅师为之住持，该寺乃得复兴。
元世祖忽必烈南征时驻军武昌时，对善庆和尚舍身割足的精神十分佩服，命人取“佛足”随国征战，鼓舞士气。他登基后派钦差大臣专程将“佛足”护送回都，用以笼络人心。元末至正十六年（1356年），在元军与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部队的战斗中，万寿禅寺毁于战火。元至顺三年（1332）华实任该寺住持，毅然以复兴自任。他筹集几万缗经费，广求大木由江上运归。因原址地势狭窄，不宜扩建，乃夷山填壑，垒石为基，使基宽敞，大兴土木，元统二年（1334）告竣。时人称新建之寺宇，“金碧髹彤，辉映林谷，宏模伟观，人天俱瞻”。随州、许州（今许昌）“三大洪山法席之盛，莫武昌若也”。有黄缙作《武昌大洪山崇宁万寿寺记》记其事。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之子楚昭王朱桢就藩武昌，在蛇山之阳营建楚王府的同时，在洪山重建寺庙。其后楚靖王朱均讹在天顺元年（1457）又大修大雄宝殿等建筑。成化二十一年（1485）规模大增，并更寺名为“宝通禅寺”，寺名遂沿袭至今。此时宝通禅寺已成为武汉四大丛林之一。因宝通寺的禅家家风与镇江金山寺相似，故有“小金山”之称。
明朝末，宝通寺又遭毁坏。清康熙十五年至三十年（1676－1691年），（1676）大司马张朝珍、布政使徐惺先后增修，使殿宇宏伟，为“武昌诸刹第一”。
乾隆五十七年（1792）再次修葺。据寺志载，寺前有碧琉蚊龙，佛殿大柱上金龙蟠绕，生动逼真。《广阳杂志》称整个庙宇，金碧辉煌，为天下少有。至咸丰末年，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毁于战火。
1865－1879年（同治四年至光绪五年）修复，规模远不及前，寺内现存建筑多为当时所建。1911年武昌起义时，革命军曾设司令部于该寺。民国年间，程潜出资进行维修，未及竣工即被驻军破坏。1932年，方丈问贤法师以同乡关系请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夏斗寅支持和援助该寺的复产重建工作，使寺中所失去的全部房产收回。当时该寺范围甚大，山门设于岳王台（今傅家坡附近）。并在城内龙神庙（今古楼洞民主路东打火机厂附近）设立下院，作为宝通寺行馆，专供进城办事僧人食宿。此时可能是该寺鼎盛时期，香火十分旺盛。
1952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拨款修建，使宝通寺面貌焕然一新。1983年列为全国重点寺庙之一，翌年即由国家拨款全面维修，并召回僧众，恢复佛事活动，接待海内外僧俗各界人士，还设有僧伽培训班，培训各地来的青年僧众。2002年初，民国19年所建大雄宝殿因残破被僧人拆除。2005年4月宝通禅寺新建大雄宝殿落成、佛像开光并举行隆醒方丈升座庆典法会。
武汉宝通寺鸟瞰
宝通禅寺是历代皇家寺院，在历史上曾得到唐文宗等十位皇帝和六位王侯的大力护持，是最具典范的皇家寺院，建筑上都显示出皇家气派，这与归元寺的民间身份截然不同。通寺院占地11万平方米，是中南地区城市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寺院。现有殿宇多系清同治四年至光绪五年（1865－1879年）所建。寺内现有放生池、圣僧桥、接引殿、东西厅、大雄宝殿、祖师殿、禅堂等建筑，整个寺庙建筑随山势而起伏，隐现自然，层迭有致。寺后有洪山宝塔、法界宫，另有小亭、层石、奇石、幽径、华严洞、白龙泉等胜迹，碑光塔影，林密花茂。
宝通寺如今的山门面向武珞路，门额上“宝通禅寺”四字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题写。山门内一大院落，中有放生池。池上横跨一桥，名“圣僧桥”，原为木桥，相传无念祖师云游到此，改建为石桥。按照佛寺一般建筑格局，此处应有钟楼和鼓楼之设，但兴毁情况不见记载，只好阙如。
过桥数十步为弥勒殿，又称天王殿或接引殿。殿前左右各立石狮一只，身高丈余，一戏绣球，一抱幼狮，神态可掬。殿左侧有一口大铁钟，清咸丰年间铸造，由城内铁佛寺迁来。
由弥勒殿后拾级而上，即可达大雄宝殿。大雄宝殿为正殿，供三位主尊，，两厢有十八罗汉。殿中有归元寺住持昌明法师所书楹联一副：“古今来宗教几何自由平等无如我佛；东西国文明进化言行高尚独让法王”。殿内一口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大铁钟，乃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孟珙迁寺时铸造的，钟身为铁制，边口镶上青铜，造型古朴，四周有“皇帝万岁、重臣千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铭文，字体清晰。该钟重约万斤，号称“万斤钟”，其声雄浑，可传数里之外。
宝通寺里还有一口清光绪年问铸造的铁钟，比“万斤钟”略小而薄，体型庄重而秀丽，上部饰以生动的花纹线条，钟口四周铸有“皇图巩固、帝道假昌、河清海宴、天地承平”的铭文，字体刚健遒劲，吸引不少金石铭文爱好者。
玉佛殿与大雄宝殿大钟
法界宫
为宝通寺最有特色的密宗建筑。为前住持持松所建。持松（1894－1972年）现代名僧，湖北荆门人，1913年在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曾先后几次去日本学习真言宗（密宗）。1924年春，从日本回来的持松任洪山宝通寺住持，为恢复中国密宗，依唐密金刚部五佛曼荼罗修建这所法界宫。两年中，持松法师日日在此修法、讲经、传戒、灌顶传法，受灌顶者达数万之众。因密法大兴，实为五代以来未有。对于这段盛况，吕建福《中国密教史》有专门记载：持松归国之后，“备受信徒们之拥戴，初于沪杭传法，后又被迎至武汉，住持洪山宝通寺。在洪山宝通寺期间，他以开设法界宫，建瑜伽堂，购置法器，绘诸曼荼罗，开坛灌顶等活动，广与信徒结缘，并有意将该寺发展成为密宗的根本道场。当时，湖北各地的僧俗信徒纷纷前来求授灌顶，其中湖北的一些社会名流，如萧耀南、陈元白、赵南山、杜汉三等亦相继入坛受法，无不倾心于密宗。尤其是湖北督军兼两湖巡阅使萧耀南，看到持松法师祈雨成功，开始对密教产生兴趣，后因故请持师建“仁王护法”大法会为他本人禳解，兼授结缘灌顶。法会后，萧督果然安然无事，因之对持师大为敬服，受持师灌顶结缘，皈依密教，并且捐出巨资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瑜祗堂、五轮塔，购置各种法器，请人绘制诸尊曼荼罗，希望洪山宝通寺可以成为真言宗在国内的根本道场，恢复失传千年的唐密。”
法界宫为真言宗道场，仿唐朝密宗金刚部“五曼荼罗”形式建造，殿内为了修习密法，原设木质密宗坛城，雕刻楼空，玲成别致，可惜早废。现屋面覆以黄琉璃瓦，并以五亭结顶，借以表示东西南北中五佛方位。各亭均为镂空大屋脊，飞檐蟠爪，富有民族特色。殿前廊柱，刻有法轮十字羯摩杵，殿基四周刻有双层莲瓣，殿前阶下为三孔拱桥，桥外双亭侍立，殿亭相映，景色别致。这是武汉地区唯一的佛教密宗建筑物，它独特的设计，成为研究建筑学的参考资料。1954年班禅大师、喜饶嘉措大师先后来过宝通寺，在这里举行了密宗的“灌顶法会”。
1924年5月中旬，太虚法师曾专门邀请持松法师去武昌佛学院开坛传密。1925年春，直系军阀首领、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在岳州的军舰上避祸，特地派副官黄澹供到洪山宝通寺，邀请持师前去给他讲解《金刚经》大意。武汉大学校长陈叔蕴其时也邀请持师到该校演讲，持师就以《缘经》为题，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结合密教六大缘起的原则，阐述宇宙万有实质问题，并详为解析。1925年秋，因赴日本出席东亚佛教大会，持松法师离开武汉东渡。1927年春回到国内时，宝通寺及法界宫已在炮击中被毁坏，密法坛场已无法恢复，他只好应众居士所请来到上海，此后不断应邀到全国各地讲经、传戒、修法、灌顶，极一时之盛。
法界宫原建已遭破坏，现在维修复原。该殿右侧有华严洞，深丈余，原供有毗卢佛像，现无存。洞上建有华严亭，为游人休憩之所。最上为灵济宝塔，又称宝通塔或洪山宝塔。
宝通寺法界宫
洪山宝塔
宝通寺内另一个重要的富有特色的建筑。原名临济塔，为该寺住持僧缘寇所建，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动工，至元二十八年竣工，历时十一年建成。塔为七级八方，砖石叠成，身高十三丈三尺，基宽十一丈二尺，顶高一丈三尺。据志书记载：原建时每层外围均有木质飞檐和护栏，塔下周围为砖木结构的围廊，每层八角坠以风铃，设计之精巧，工程之浩大，实为鄂中第一。后来在多年的风雨浸蚀中累加修补。清朝同治十年（1871）又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工程，至十三年（1874）才完工，为了长久保留，将原木质飞檐改为石据，易木栏为铁栏，塔下围廊改为八方石阶。塔顶照原样增高五尺，且用文笔峰式铸铜一万三千斤结顶，以求永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塔已损坏不堪。1953年对洪山宝塔进行了全面维修，上下内外，整修一新。十年动乱中，洪山宝塔无人保护又遭新的破坏，宝塔条石有些脱落，各窗铁栏大部锈损，一万三千斤铜塔尖濒于倒塌。今天，洪山宝塔又修缮一新。
宝通寺洪山塔
宝通寺还富有深厚的佛教文化传承：近代以来，湖北有华严大学、法界学院、中江佛学院、武昌佛学院等。其中以中国近代佛教泰斗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贡献最大、影响最大、建立了新型现代的办学体系。1994年，在昌明等高僧大德的迫切要求下，在湖北省和武汉市民族宗教局的支持下，由湖北省和武汉市佛协具体筹备，终于恢复重建了武昌佛学院，院址选定在洪山宝通禅寺内。昌明在复校典礼上的讲话，处处声明该院的办学宗旨是对太虚的继承：“武昌佛学院创始人太虚佛学思想的正信精华：学佛必须先学做人，成佛必须先成人。我们办学宗旨就是培育僧才，振兴佛教。”
宝通寺还与明朝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有关。明代初年的“靖难之变”中，朱允炆被叔父朱棣战败后，下落一直是个迷。有人说自焚而死，有的说削发为僧，甚至说流落海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主要就是去寻找朱允炆。据2009年8月《金陵晚报》报道，84岁的南京有线电厂退休工程师让庆光老先生带着一本自家保藏多年的《让氏家谱》找到记者，翻开家谱，让先生告诉记者，建文帝当年并没有自焚死，而是逃出南京，改名让銮，假扮僧道，云游于滇、黔、蜀、粤、桂、湘、鄂各省。在游历名山大川期间，让銮还题写过许多诗词和符号，向世人暗喻自己就是建文皇帝。晚年，让銮隐居于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以上的事情，在《让氏家谱》中有明确记载，让庆光先生本人就是明建文帝的十五世孙。但这恐怕也只能是传说中的一种。
127、黄梅县五祖寺
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东12公里的东山，当时称东山寺，后世改称五祖寺。五祖寺是佛教禅宗五祖弘忍大师说法道场，也是六祖慧能大师得衣钵真传之地。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海外，特别是日本、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享有盛誉，是有中外影响的禅宗重要祖庭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2006年05月25日，五祖寺作为唐至清时期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黄梅五祖寺
黄梅县五祖寺山门
五祖寺是禅宗五祖大满禅师弘忍于唐咸享年间（670－673）创建。唐宣宗大中年间改赐寺额为“东山寺”。宋徽宗于崇宁元年（1102）御书“天下禅林”赐给五祖寺。宋末毁于战乱。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了行禅师再入东山，扫寺故基，重兴土木。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迎弘忍肉身还东山。后来五祖寺几经劫火，最后一次毁于清咸丰四年（1854）太平天国战乱，仅存十几栋殿堂楼阁和一些名胜古迹。后又重修，至清末仍有殿堂楼阁六百余间，住僧二百余人。民国期间，庙宇毁坏十之八九，成为一片废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仅存殿宇十二栋，房屋六十八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古寺进行了维修。1957年省佛教协会派僧人住持管理。1979年成立了文物管理所，重修了长春庵、听泉亭，维修了真身殿和上山石板古道。1984年正式交由佛教界管理，作为佛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一九八五年，经国务院批准为汉族地区中国重点开放寺院。1993年10月13日，五祖寺新建的大雄宝殿落成。1994年10月24日至11月10日传授三坛大戒。这次传戒活动共历时18天，参加受戒的僧尼500多人，分别来自18个省市自治区的佛教寺庙，从而结束了自清咸丰四年（1854）至今140多年没有举行传戒活动的历史。近年来，五祖寺在方丈见忍法师的主持下，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先后翻修了真身殿、祖师堂、毗卢殿（麻城殿）、圣母殿、天王殿、客房、僧寮，新建了左右厢房、库房、山门、围墙；新塑了佛像，添置了庄严法器。
五祖寺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从南面山麓一天门到山顶白莲峰，以蜿蜒石板路为主行线，沿途景色秀丽、幽静，亭阁楼台、殿宇僧舍皆为绿树翠竹所遮掩，彼此有重门相通，小路相连，是典型的廊院式布局。山门内的中轴线上，依次建有天王殿、大雄宝殿、麻城殿、真身殿。真身殿后是通天门，门外有石径直通东山主峰白莲峰。
一天门为四足落地式青石门楼，横跨东西南麓古驿道北边通往五祖寺的三叉路口。进入此门，北行不远，迎面小冈上有释迦多宝如来佛塔，北宋宣和三年（1121）募化修建。塔体八角五级，高6米余，雕刻秀雅玲珑。
山门是一座高3.3米，宽2米的门楼，门楼左右两侧青条石砌成的围墙，依山傍涧，十分险峻。山门内侧有一石桥，称飞虹桥，用青石铺成，横跨谷涧，状如飞虹。过飞虹桥，迎面即是三株高大古老的“晋代古油朴树”，树围6.6米，盘根错节，枝繁叶茂，树龄达千年以上。拾级而上即是新建的石质结构大山门。山门后面是新建的天王殿，殿后为新修的大雄宝殿基址。沿着放生池侧面而上，就到了麻城殿、圣母殿、观音堂、真身殿，这是五祖寺保存下来的古建筑群体。
毗卢殿
始建于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现存的殿堂是后来麻城县善男信女出钱出力修建的。古代交通不便，麻城县又地处大别山区，但他们穿山越岭，将本地生产的砖瓦，一块块、一片片地背到200余公里外的东山。此情此景感动了黄梅县人，便将此殿称为麻城殿，以资纪念。1985年维修，更名毗卢殿。这里陈列着黄梅县出土的历代文物两百余件，其中以清乾隆年问绿松石磨制的编钟最为珍贵。
圣母殿
是五祖寺方丈瑞公及门人了徽等人为纪念五祖弘忍之母周夫人所建。圣母殿西侧，有白莲溪从山涧流过，声响如琴。这里有苏东坡书写的“流响”和清钟谷书写的“法泉”石刻手迹。
真身殿
又名祖师殿，乃是供奉五祖弘忍真身的殿堂，弘忍（601－674），俗姓周，湖北黄梅县濯港人。永徽三年（651）道信付法传衣给他。道信圆寂后，他继承法席，后世称他为禅宗第五祖。由于来学禅的人日益增多，唐永徽五年（654），弘忍到双峰山东面的冯茂山建立东山寺，因五祖弘忍所创，又称五祖寺。弘忍是唐高僧，对禅宗发展颇有贡献。他在东山寺授徒时，不用传统的《楞伽经》，而改用《金刚般若经》。从此，这种传习法成为禅宗授徒的定制。弘忍所倡导的这种禅风影响深远，早已波及东南亚和日本。惠能于咸亨三年（672）到了黄梅东山，弘忍见着他即问：居士从何处来，欲求何物？惠能说：弟子是岭南人，唯求作佛！弘忍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如何堪作佛？！惠能说：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和尚佛性与獦獠佛性无别；和尚能作佛，弟子当能作佛。弘忍遂命他随众劳动，在碓房舂米。惠能在碓房间踏碓八个月，当时东山禅众达七百人。有一天弘忍为了考验大众禅解的浅深，准备付以衣法，命各人作偈呈验。此时神秀为众中上座，即作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看后对大众说：后世如能依此修行，亦得胜果，并劝大众诵之。惠能在碓房间，闻僧诵这一偈，以为还不深透，遂改作一偈，请人写在壁上。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众见此偈，皆甚惊异。弘忍见了，即于夜间，召惠能试以禅学造诣，传与衣钵，并即送他往九江渡口，从此南下传授佛法，成为禅宗六祖，此在广州“六祖寺”中已做介绍。
五祖寺内六祖慧能当年舂米处
真身殿是弘忍圆寂后停放其真身的地方，故称真身殿。五祖真身毁于民国16年（1927），现在里面只供奉着弘忍的塑像。真身殿是全寺的主体建筑，亦是该寺仅存的清代砖木结构宫殿式建筑。画栋雕梁，飞檐翘角，十分雄伟。真身殿原来在讲经台下，唐咸亨五年（674），弘忍圆寂前令弟子玄赜修建的，北宋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移至今址重修。此殿建筑匠心独运，造型巍峨宏丽，前部左为钟亭，右为鼓亭。两亭造型一致，相互对称，内与正殿相通，飞檐斗拱，撑角镌有鸟像。中部为正殿，正面门上方挂有“真身殿”匾额。对联之上的悬匾上写着“正法眼藏”四个苍劲大字，这是前清进士于甘侯所书。门前两旁大柱上塑有金色巨龙，门头上横梁雕成空心二龙戏珠，屋顶上有九龙盖顶，两侧均用雕花砖砌。
供奉五祖弘忍真身的真身殿
正殿后部正中为“法雨塔”，又称“五祖大宝塔”，建于民国21年（1932），五祖真身舍利即藏于此。塔壁四周上层，有数以百计的石刻小佛像和镌刻匾额。真身殿后的法雨塔，供奉着五祖弘忍的真身像。
真身殿后埋藏五祖舍利的“法雨塔”
真身殿西侧，是方丈室。室内有两件重要文物，一是“六祖慧能坠腰石”。相传慧能在寺内服房春米时，为了加重碓力，在腰间系一石，就是这块石头。石头上刻着“六祖坠腰石”、“龙朔元年”等字样。另一件文物是“宋代五祖寺玉印”。以汉白玉雕刻而成，印身为正方体，长、高各ll厘米，重2.45公斤。印文为篆体，刻有“天下祖庭大满身宝印”，印座上刻有“宋真宗皇帝于景德年间敕雕”字样，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主殿东侧还有关圣殿，松柏堂，延寿庵，及第庵，华严庵，佛殿，客堂，斋堂，大寮等；主殿西侧有长春庵，娘娘殿，方丈，监院室，库房，小寮等。
在五祖寺周围，还有东塔林、西塔林和李塔林，有唐、明、清各代僧人基塔160多座，均为白灰砖石砌成，高3米左右，有八角型、圆型、长方型，有锥体、瓶体、喇叭体的，还有用扁形独柱石块雕刻的，形式多样，是研究僧塔历史建筑艺术的珍贵文物。
五祖寺古建筑还有：
飞虹桥：始建于元代。此桥横跨于两山涧谷之上，单孔发券，长33.65米,高8.45米，雄伟壮观,状如飞虹。两端砌有牌坊式门楼，桥下流泉飞溅，瀑布飞崖挂壁。
讲经台：相传五祖弘忍及引后历代住持僧俱于此讲经说法。此台系用砂岩条石筑成的，正面朝南，背连山脊，台西悬崖千丈，登上讲台，视野开阔，犹如厕身天境。
白莲池：为五祖弘忍手建。池中白莲亦为弘忍手杆至今白莲生长旺盛，亭亭玉立，绿叶如盖，色白香清。
洗手池：是弘忍初建寺时，在白莲峰上的一块自然岩石上凿的，形如脚盆。无论晴天雨天，池中始终只有半池水。既不干涸，也不满溢，堪称一绝。
128、当阳县玉泉寺
座落在湖北省当阳县城西15公里的玉泉山东麓。玉泉山，一名堆蓝山，又名覆船山。海拔400米，满山古柏苍松，峥嵘竞茂，四季葱茏。这里谷幽涧深，洞灵石秀，曲溪蜿蜒奔泻，珠泉晶莹清澈，风光绮丽，被称作“三楚名山”。隋开皇年间（581－600）隋文帝为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在此修建玉泉寺修建。与山东长清灵岩寺、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并称为天下丛林四绝。1983年国务院确定玉泉寺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
据《玉泉志》记载，玉泉寺历史久远，是湖北省最早的佛教寺庙。早在东汉建安二十三年（218），普净和尚就在这里结茅为庵，打坐修行了十余年。前秦时代道安弟子道立、北齐时法隐、法常、后梁时代法忍、法论等均曾入山修行问道。隋开皇十二年（592），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和尚在这里正式创建了玉泉寺。翌年四月，智顗于此宣讲《法华玄义》。七月，蒙文帝敕额玉泉寺。十四年，智顗复于此说《摩诃止观》。其后，智顗弟子法灿、道慧等相继来住。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弘景入寺披剃。高宗仪凤年间（676－678），神秀于寺东结庐而居，号度门寺。其后，怀让、惠真、承远等亦曾来住。至宋代，玉佛寺成为成为禅院。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明肃皇后崇信佛教，乃重建此寺，并改称寺名为“景德禅寺”。此时寺院规模宏大，“为楼者九，为殿者十八，三千七百僧舍”，“占地左五里，右五里，前后十里”，成为“荆楚丛林之冠。”此后，元、明二代屡有修葺，亦多有高僧历住于此。玉泉寺原为十方古刹，但自明末开始，演为“八堂十三家”。八堂分别指东禅堂、西禅堂、般若堂、观音堂、退居堂、藏经楼、圆通阁、小关庙，另加毗卢殿、大士阁、送子庵、大关庙、大云寺五家，合称十三家。其中以毗卢殿为十方丛林，设方丈一人，宗教活动统以毗卢殿为令，届时该殿钟鼓齐鸣，各自做早晚功课。经济上各家独立。这种形式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玉泉寺自智顗法师开创后，高僧辈出，唐代有高僧神秀、一行、神会，宋代的慕容、务本法师，元代有藏山、钟山法师，明代有常镇、无寂法师，清代有莲月法师，近代有祖印法师，建国后有尘空、超明法师等在玉泉寺讲经说法，为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寺有殿宇50处，共396间，建筑面积达120亩，十年动乱中，不少庙宇佛像被毁坏。文革后开始对玉泉寺进行了全面维修。1982年，将“玉泉寺及铁塔”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玉泉寺还被国务院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1985年8月，玉泉寺作为佛教活动场所，由文物部门移交给佛教界管理使用。在寺僧人成立了“当阳县玉泉寺管理委员会”管理寺务，明玉法师任主持。寺庙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在政府领导下，协助政府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做好寺庙维修和文物管理工作，组织开展正常的教务活动等。1987年月，玉泉寺恢复了十方丛林体制，明玉法师升座为方丈，并按照丛林制度安排了相应的执事。
湖北当阳县玉泉寺
玉泉寺山门牌坊，又称“三圆门”，门的正上方镶嵌着“三楚名山’’四个苍劲有力的金字，这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所题。进山门，跨越清溪桥，穿过天王殿，便是大雄宝殿。
智者道场即寺庙所称的大雄宝殿，亦是玉泉寺的主体建筑。始建于隋初，鼎盛于唐宋，由于屡遭战乱，毁坏甚重。元初大修，元末又毁于兵火，明成化修复，崇帧年间增建四周围廊，达到面阔九间，进深七间，占地1253平方米。整个建筑以72根楠木大立柱支撑，立柱周围达2.2米。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外型雄伟壮观，是湖北省现存的最大最古老木结构建筑。为了保护这一年久失修的古建筑，1982年至1984年，政府拨出专款对大殿进行了落架大修，全工程共用4万余工，木料800多立方米，重新制作龙脊和大小兽等艺术构件两干余件，更新全部格扇门窗，修补天花藻井9l块，并按原样油漆彩绘，再现了明代风貌和我国传统建筑的精湛技艺，灰顶朱柱，飞檐翘角，典雅大方，以古朴庄重的雄姿耸立在美丽的玉泉山下。
大殿内的释迦牟尼、弥陀、药师、观音四大塑像也重新塑造一新，两侧供奉着十八罗汉。大殿正中悬挂着“智者道场”四个大字的匾额，这是隋炀帝当年为嘉奖智顗在玉泉寺的开创之功而亲赐于他的。
大雄宝殿前放着一口隋代铁锤，重1.5吨，高89厘米，口沿直径157厘米。其上铸有铭文“隋大业十一年岁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当阳县治下李慧达建造铁镇一口用铁今秤三千斤，永充玉泉道场供养”。造型浑厚古朴，距今1300多年历史，对研究我国隋代衡计制度和冶炼技术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还陈列着元代的铁钟、铁釜，明清的鼎、炉和碑刻。在大雄宝殿左侧，有座碑亭，碑上刻有手托法轮足蹈莲台的观音像，线条流畅，笔触细腻，神态自然，艺术高超，相传为唐代大画家吴道子所画。
大雄宝殿前平列着两口方形的荷花池，池塘内培育着世间罕见的并蒂莲花。莲花和菩提树、婆罗树、龙脑香一起，列为佛教的四大圣树。这里的莲花每朵有千枚花瓣，紧紧环抱着中间的两个花蕊。色彩由外瓣的粉红色渐渐向深红过渡，心部转为胭脂色，娇艳无比。传说这里的并蒂莲原产浙江舟山群岛，隋朝开皇年间，寺中有位白意长老，到普陀进香朝拜时带回一支，种在玉泉寺池内，现在的并蒂莲就是它繁衍的后代。
大雄宝殿
智者道场
智顗坐像
玉泉寺铁塔
铁塔原名“如来舍利宝塔”，建于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塔基为特制青砖砌成，塔身全为生铁铸造，高17.9米，13层，重10.66万斤，是中国现存最高、最重、最大的铁塔。被誉为“古代建筑中的明珠”。1982年“玉泉寺铁塔”被列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铁塔塔基为双层须弥座，塔座有八个金刚武士，托塔挺立，造型威武雄壮。塔座以水波纹为饰，上下两级图样各异。塔身为八棱，共十三层。各级塔身均设置腰檐平座，并作头拱出据。塔壁为八面楼阁式造型，每层塔都有四门对开,塔壁中央多铸佛像，其大小仪态各有不同。佛傍有侍卫，安排有度，布局谨严。每层塔斗拱以下，又有数以百计的小佛像连续排列，组成边缘图案，环饰塔身，故又称“千佛塔”。塔顶为仿木结构的腰榴斗拱，在角梁飞檐的前端，铸出凌空龙首，用以悬挂风铃。塔身微向北倾斜。宋代工匠们为了减弱冬季凛冽的北风对铁塔的影响，特意将塔的上半身向北倾斜。这座铁塔已历经千年，依然巍然屹立，真不愧是中国古建筑艺术和冶金技术史上的杰作。明代诗人袁中郎叹为：“丛林忽涌中流地，铁塔曾擎半壁天。”据记载，此塔在元朝、清朝和本世纪60年代曾进行过三次维修。1992年，国家拨款100余万元，对玉泉铁塔进行维修。1993年2月动工，1995年底竣工。
玉泉寺铁塔
珍珠泉与“汉云长显圣处”
玉泉寺左侧的翠寒山下有一泉水，水质洁净清澈，水中冒出一串串水泡，恰似珍珠一般，宋代苏东坡题为“漱玉喷珠”，明代表宏道称为“珠泉跳玉”。民间称为珍珠泉。因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玉泉山关公显圣”相关联，因而又为玉泉寺增添了一层神话色彩。据《三国演义》七十七回记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被吕蒙所害。关公死后阴魂不散，悠悠飘到玉泉山，大呼三声“还吾头来！”，结果被玉泉寺主持普净法师点化。普净云：“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于是关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后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后人题一联于其庙云：“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乡人并就此传说关公显圣玉泉山时，骑下赤兔马也悲愤不已，四蹄击土，趵出大坑，泉水涌出，关羽心如刀绞，泪如雨下，滴到水里如串串珍珠，就形成了珍珠泉，又称跑马泉，现位于玉泉寺左侧的翠寒山下，泉水中冒出一串串水泡，恰似珍珠一般，乡人称之为珍珠泉，又称跑马泉，位于现在珍珠泉右山麓，竖立着一座一丈高的石望表，柱顶蹲着一双昂首仰天的石兽，正面刻着“汉云长显圣处”。背后款为：“万历丙辰岁孟秋月吉旦建立”，即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所立。
珍珠泉边明神宗时立的石望表“汉云长显圣处”
二十二、宁夏
129、银川市海宝塔寺
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西北部，清末民国初称“海宝禅院”。东晋时西夏主赫连勃勃（406－419）所建。这里曾经是一片湖泊，海宝塔就坐落在一块湖岛上，湖内芦苇丛生，鱼跃于渊。每逢阴历四月初四，人们出银川城，向北乘舟，过大湖，赶往寺院参加一年一度的庙会。现在，随着银川市区的扩大，住宅区已遍布四周。但寺院四周杨柳繁茂，绿树成荫，环境仍十分幽静。
银川海宝塔
海宝塔寺是宁夏著名寺庙，也是宁夏始建年代最古老的佛教建筑，1984年列为国务院汉族全国重点寺院。寺内海宝塔为我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改革开放后，海宝塔寺从原文化部门移交给宗教部门管理，对海宝塔寺进行全面维修，新建了钟鼓楼，重塑佛像，扩建寺院，配制法器，设立机构，建全了僧团组织。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为海宝塔寺传统的“盂兰盆”法会，届时广大佛教徒云集海宝塔寺，进行佛事活动。
海宝塔寺院的中轴线上，自东向西建有。海宝塔寺坐西向东，正门是三间歇山殿堂式山门，门楣匾额上“海宝塔寺”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是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的。进入山门，是天王殿和大雄宝殿，它们与南北侧厢房共同组成一个天井院落，为寺院前院。这里是从事佛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其后高台上是海宝塔，再由塔座之后，跨过天桥，可通向另一高台上的韦驮殿、卧佛殿，二殿与两侧厢房又组成一个天井小院，是塔寺后院。台下是僧院。海宝塔寺主要建筑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韦陀殿，卧佛殿等都排列在一条东西向的中轴线上，层次分明，宏伟壮观。其中海宝塔耸立于大雄宝殿和韦陀殿之间。卧佛殿内塑有释迦牟尼佛的涅媻像，全身长达7.6米。后立迦叶、阿难等十大弟子像，五色彩绘，各具神态，表现释迦牟尼临终前向弟子们嘱托后事的情景。
海宝塔寺卧佛殿
海宝塔
又名赫宝塔、黑宝塔。 因其与银川市西的承天寺塔遥遥相对，又俗称北塔。位于大佛殿和韦驮殿之间，是寺内的主体建筑。
海宝塔的始建年代不详，据明代《弘治宁夏新志》记载：“黑宝塔，在城北三里，不知创建所由。”明《万历朔方新志》记：“黑宝塔，赫连勃勃重修。”赫连勃勃是南北朝时期大夏国国主，此人尊奉佛教，崇尚建寺修塔。因此，海宝塔又有“赫宝塔”之名，清代《乾隆宁夏府志》又称“盖汉、晋间物矣。”
海宝塔是一座方形九层十一级楼阁式砖塔，通高53.9米。塔建在一处方形宽阔的台基地上，台高5.7米，边长19.7米。台上四周有青砖砌花墙，东面正中有石阶可以登临塔座门。塔室为方形空间，以木梁楼板相隔，缘木梯攀登154级可达顶层。塔身平面呈方形，四壁出轩，每层四面置券门，券门的两侧设凹檐。因券门部分皆向外突出，构成鲜明的十二角形。外观塔身形似“亚”字，为我国众多古塔所罕见。塔身内为上下相通的方形空间，各层之间以木板相隔，沿木梯可登至顶层。塔身四面转角处均悬有风铃，风吹铃响，更觉宁静悠扬。塔上端为砖砌四角攒尖顶，顶上置方体桃形绿色琉璃塔刹。
海宝塔曾因地震被多次毁坏，多次重修。现在十一层的海宝塔就是乾隆年间重建的。重建时，少修了两层，并改以木梯从塔室内盘旋登临达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数次维修。1963－1966年，加固塔刹，安装避雷设施，并划定了保护范围，树立了保护标志，设专人管理。1977－1980年，采用拉杆，加固塔身，翻修塔座、踏步、扶梯、门窗。
游人眺缆山河，俯瞰四视，可一览银川塞上江南风貌：西边巍巍贺兰山，恰似奔腾的骏马；东方的古老黄河，犹如飞舞的巨龙；山河之间，银川平原一望无垠，沟渠如网，稻田连片，一派江南景色。1963年10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来宁视察工作时，曾健步登上塔顶，满怀豪情，写诗一首：“银川郊北赫连塔，高势孤危欲出云；直以方形风格异，由于本色火砖分；登临百级莫嫌陡，俯视三区极可欣；田野农民皆组社，庆丰收亦乐清芬。”
海宝塔寺的海宝塔
第三部分 藏传佛教
总 论
一、 什么是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三大系统（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之一。清代以来汉文文献中又称之为“喇嘛教”。
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藏传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松赞干布在两位公主影响下皈依佛教，建大昭寺和小昭寺。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筑布达拉宫，源于7世纪文成公主入藏时为公主建的宫室，但建成现在的规模，直到17世纪才完成。8世纪中叶，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10世纪后半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到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此后的300多年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以密宗为主。其教义特征为：大小乘兼学，显密双修，见行并重。其传承各异、仪轨复杂、像设繁多，是藏传佛教有别于汉地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
“显宗”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部”、“唯识”、“中观”四宗中以“中观”为最发达。龙树一系的论典以“正理聚六论”为中心，经过宗喀巴的倡导，中观应成派月称所著的《入中论》最受推崇，成为中观论著的代表作。《现观庄严论》与《入中论》两书汉文未译，而龙树的《大智度论》藏文未译，因而成为藏传与汉传佛学之一重要区别。藏传“显宗”教理的传授与探讨特别注重口头的立宗辩论，辩论时严格按照因明学的“应成论式”的规矩进行，辨析精细入微，为其他各系佛学少有。
藏传“密宗”一般分为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等四部，而各宗派多以无上瑜伽部的各种教授为主要修行法门。
二、藏传佛教的源流、分期
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历史分两个历史阶段，藏文史籍一般称“前弘期”和“后弘期”。
前弘期
从公元七世纪中叶到九世纪中叶，约二百年。尽管许多藏文史籍，以吐蕃王朝第二十七代国王拉托托日年赞时期（公元333年），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开始，但鉴于当时仅获得一些经函，以及小型佛塔等佛教法物外，尚未出现书写、翻译、念诵、讲经等佛事活动。因而此时不可视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的开端。实际上，佛教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公元7世纪中叶）才开始传入吐蕃。公元7世纪，吐蕃社会得到空前发展，尤其是自拉托托脱日年赞之后的第五代赞普松赞干布即位后，主要从四邻邦国或地区引进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根据藏文史料记载，松赞干布首先为吐蕃创制了文字。如《布顿佛教史》记载：“鉴于吐蕃没有文字，特派吞弥阿努之子及其随从共十人赴印度学习语言文字，他（阿努之子，吞弥桑布札）在印度拜班智达神明狮子学习声明（语言文字），学成后在拉萨的玛茹觉王宫，结合吐蕃语音创制了拥有三十个辅音字母和以阿音为首的四个元音字母的吐蕃文字（藏文），其字形参照印度迦什弥罗文字而创制，同时撰写了八部语法书”。这里叙述了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著名文官吞弥桑布札仿照当时印度的一种古文字创制藏文的经过，对此许多藏文史籍都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西藏王统记》记载：“依照兰札天文字体和瓦德龙文字体创造了圆满具足的藏文字。”因为创造藏文这一伟大文明工程的倡导者或支持者是身为赞普的松赞干布，所以当时创制藏文不仅顺利、快捷，而且很快得到实际应用。特别是松赞干布带头学习新创制的藏文，成为第一位学习并精通藏文字的吐蕃人，同时他也为藏文字的尽快应用作出了榜样。藏文字的创制为吐蕃引进先进的文化科技创造了十分便利的客观条件。从此吐蕃结束无文字的落后时代而跨入新的文明时期。故从公元７世纪中叶开始，吐蕃已有能力和条件从事佛经翻译，为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奠定了基础。所以，吐蕃迟至公元７世纪中叶才拉开翻译佛经的序幕。正如《贤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在位时，迎请印度的格萨热大师和婆罗门香噶热、克什米尔的达努、尼泊尔的希玛祖、汉地的和尚玛哈德哇切（呀称大天寿和尚）等佛教高僧大德到吐蕃，并同翻译家吞弥桑布札以及助译者达玛果夏和拉隆多杰贝等一起翻译了《集密宝顶陀罗尼》、《月灯》、《宝云》、《十万般若波罗密多经》等佛经，此外还重点翻译了大悲观音菩萨之显密经典二十一部”。这就是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第一次翻译佛经的较详记述。其中观音显密二十一部经典主要是论述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以预言或授记的形式为佛教传入吐蕃在理论上起到了宣传作用。从此观世音菩萨被认定为普度吐蕃有情众生的菩萨，拉萨的红山被认定为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并取名为布达拉。随后拉萨逐步成为一大佛教圣地。松赞干布为求政权稳定，积极与邻国联姻，在迎娶文成公主之前，已经与尼泊尔尺尊公主联姻。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各自带了一尊释迦牟尼佛像来西藏，松赞干布为此修建了拉萨著名的大、小昭寺供奉，随同前来的佛教僧人开始陆续修建寺庙、翻译佛经。
松赞干布去世后，王室权力之争影响了佛教发展，到其曾孙赤德祖赞时，佛教才又得以兴盛起来。赤松德赞（755－797在位）时从印度迎来寂护和莲花生两大师，，修建起西藏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和僧团组织，剃度了7名贵族子弟出家，开创了西藏佛教史上自行剃度僧人的先河。赤松德赞还派近臣迎请受人尊敬的唐朝大乘和尚摩珂衍僧人到西藏讲经，摩珂衍在西藏传教11年，使汉地佛教也在西藏兴盛起来。其间，在印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之间曾引发一场争论（792－794），最终印传佛教在赞普的支持下得以取胜。此后，历任赞普都大力地提倡佛教，兴寺建庙，供养僧人，以僧人参政削弱大臣权势。赤祖德赞（815－838在位）时，又委僧人为大相，并规定七户养僧一人之制等，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王室利用佛教巩固王权，激化了与苯教大臣的矛盾。公元842年，苯教徒将国王赤祖德赞谋害，拥戴其兄朗达玛为赞普，掀起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朗达玛灭佛不久，又遭佛教徒暗杀。吐蕃权臣，挟王子自重，互相征战。随后一场奴隶平民大起义又席卷吐蕃，整个社会陷入各个势力割据一方的分裂状态，从此时，被称为“前弘期”的佛教阶段就此结束。
后弘期
公元10世纪初，西藏地区进入封建社会，原割据一方的吐蕃权臣，又积极开展兴佛活动，西藏佛教复兴。不过这时兴起的佛教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与前弘期的佛教有很大的不同，它在与苯教进行的长达300多年斗争中，互相吸收和融合，并随着封建因素的增长，形成既有独特地方色彩，又有深奥佛教哲学思想的地方性佛教。至此，藏传佛教终于形成，进入被佛教称为“后弘期”的阶段。
10世纪，佛教逐渐由西康、青海、阿里等地将戒律传回卫藏地区。同时有一些人去印度求法，其中最有成绩的是仁钦桑波（rin-chen-bzang-bo，958—1055），译出以密宗为主的不少显密经典。又从印度迎请阿底峡进藏，主要传授显宗教理，兼及密宗。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
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
三、藏传佛教的流派
西藏佛教进入各个教派形成时期是11世纪中以后，相继涌现噶当、萨迦、宁玛、噶举、格鲁、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教派。有较大影响力并流传至今是噶当、萨迦、宁玛、噶举、格鲁5个教派，其它的教派由于势力的微薄，已渐渐在历史的舞台上隐退。
噶当派
创建于1056年。藏语“噶”指佛语，“当”指教授。通俗说法是用佛的教诲来指导凡人接受佛教道理。
噶当派的奠基人，是古格时期从印度迎请过来的著名佛教大师阿底峡，热振寺是噶当派的主寺。该教派以修习显宗为主，主张先显后密。在噶当派传承中，形成了三个主要支派：教授派、教典派、教诫派，并各有自己所依的典藉和教义。13世纪晚期，一位名叫泅丹惹迟的噶当教典派僧人，把噶当派的纳塘寺搜集保存的大量藏译佛经编订成《甘珠尔》、《丹珠尔》。这就是在佛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藏文《大藏经》最早的编纂本。
噶当派由于教理系统化、修持规范化，因而对藏传佛教其他各派都有重大影响。噶举、萨迦派的一些重要僧人都向噶当派学习。而格鲁派则是直接在噶当派的基础上建立的，故有“新噶当派”之称。此外，藏传佛教中一切大论的讲说，也都源于噶当派。15世纪时格鲁派兴起后，因格鲁派是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原属噶当派的寺院，都逐渐成了格鲁派的寺院，噶当派从此在藏区隐灭。
萨迦派（花教）
萨迦，藏语意为灰白土，因该派的主寺——萨迦寺建寺所在地呈灰白色而得名。创始于1073年，由于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萨迦派的教主由款氏家族世代相传。有血统、法流两支传承。萨迦派不禁娶妻，但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人。僧人戴红色、莲花状僧冠，穿着红色袈裟。13世纪中，萨迦派发展成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教派，有过著名的“萨迦五祖”。其中，萨迦四祖萨班兖噶坚赞，于1247年率西藏各个封建势力归顺蒙古。萨班去世后，萨迦五祖八思巴，受到元朝皇帝极大的恩宠，被封为“国师”、“帝师”、“大宝法王”，并奉命创制了“八思巴文”。这种蒙古新文字，流通蒙古全境，促进了蒙古的社会、文化进步。萨迦派教义是属于“时轮金刚法”和“金刚持法”的体系传承。时轮金刚法至今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萨迦派于1550年在四川德格贡钦寺设立了德格印经院，是藏区最著名的印经院。专门刻印藏传佛教经书、历法和医学等千多种典籍，对保护和弘扬佛教起了重要作用。
宁玛派（红教）
宁玛派即旧教派。它的名称含有“古”、“旧”两种意思。就古义而言，这一派自称他们的教法是由莲花生所传，11世纪形成，是藏传佛教中最早产生的一个教派。就旧义而言，这一派自称以传承吐蕃时期所译的密教典籍为主，不同于佛教后弘期的仁钦桑波等人所译的新派密教经典。它是最早传入西藏的密教并吸收原始苯教的一些内容，重视寻找和挖掘古代朗达玛灭佛时藏匿的经典。由于该教派僧人只戴红色僧帽，因而又称红教。某些地方对僧侣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娶妻生子。如今，红教不仅在中国藏区传播，在印度、尼泊尔、不丹、法国、美国等多个国家也有分布。
宁玛派的教义最突出的东西是“大圆满法”，该法主张“体性本净，自性顿成，大悲周遍”。这和内地佛教禅宗主张的“心静则佛”有点相似。
宁玛派早期是无固定的寺院、僧人组织和系统性的教义。直到11世纪中期，出现了“三素尔”，他们建寺立典，开展较有规模的活动，才标志着宁玛派的真正形成。和素尔波且同时，一位叫绒却吉桑波的人，翻译和注述了若干密教经典，由他传承下来的“大圆满法”后来成为宁玛派所特有的基本教法。到14世纪时，此派的著名人物隆钦降巴在不丹建立它尔巴林寺，后又到过尼泊尔，对不丹、尼泊尔当地的佛教有一定影响。宁玛派在康区也建立过一些寺庙，最早的是12世纪建的甘孜噶陀寺，17世纪建德格的协庆寺和白玉的白玉寺。
宁玛派最重视“伏藏”（被埋藏的经典称为“伏藏”，专门发掘“伏藏”的称为掘藏师）。由12世纪中叶起，陆续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掘藏师，其中又有南藏、北藏之分。由此形成卫藏地区宁玛派的两个支派。 自五世达赖开始，历届西藏地方政府，每逢战争、灾荒、瘟疫等，都要请宁玛派僧人作法禳解，宁玛派高僧曾一直作为噶厦政权专门祈祷师，负责占卜问卦。
噶举派（白教）
该派于11世纪发展起来，重视密宗学习，创立者先后有穹布朗觉巴和玛巴罗咱瓦（玛巴译师），他们都曾到印度学习了不少的密法，主要是学《四大语旨教授》。“语旨”是佛语的意旨，由祖师口语相传，代代延续故称为语传，藏名叫“噶举”。因该派僧人按印度教的传统穿白色僧衣，故称为白教。噶举派本来创始于玛巴译师和米拉日巴二人，但他们二人都没有修建寺庙，招聚僧人，所以传法事业发展不大，到他们的第三代达布拉吉时，才在达布地区建立冈布寺，招聚门徒，弘传玛、米二人所传噶举教授。
噶举派创始人米拉日巴（1040－1123），师承玛巴译师（他修成了最为弦妙莫测的“夺舍秘法”。即是将一种身体的心识迁移到另一个身体上，或者是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进入一种由修法者独自选择而决定的转世状态，即如我们所说的借尸还魂）。玛巴译师是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是全藏最著名的瑜伽大修士。他7岁丧父，遭叔父欺凌，受母之言学咒术杀死怨家多人后深悔其罪，故跟玛巴学法。玛巴最初不传法而先用种种苦行折磨和考验他，后圆满传授给以语旨教授。此后他长年在深山闭关苦修，缺衣少食，生活极为艰苦，曾有一年以荨麻为食，肢体长出了绿绿的毛，肤色也像荨麻一样，形同鬼魅。据传练成了空中飞行之术，晚年才开始收徒传法，84岁圆寂于聂拉木。
苯教（黑教）
苯教又叫奔波教或者觉囊派。苯教相信万物有灵，相信各种征兆，擅长巫术。他们一般采用占卜的方法来解除人世间的各种灾难。苯波，就是指能通鬼神之路的巫师而始祖辛饶米沃隆的意思就是最高的巫师。
因为苯教教徒常穿黑衣戴黑帽，所以又叫黑教。但苯教的基本色调是蓝色，象征海洋，博大无边.黑教的僧人是可以吃肉和结婚的。寺院的住持喇嘛是按照血缘关系来继承的。而他们所念的经文不是六字，而是“哦嘛直莫萨耶来德”八字真言。
格鲁派（黄教）
格鲁，藏语意为善律，是藏传佛教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教派，创建于1409年，是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推行宗教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教派。由于此派戴黄色僧帽，故又称为黄教。
宗喀巴先后在萨迦、噶举、夏鲁和噶当派学经修法，对佛学的显密两教都有高深造诣。宗喀巴生在帕竹政权取代萨迦政权之时，上层僧人不仅直接参与政治、经济权力的角逐，而且生活腐朽堕落，在社会上逐渐失去民心。有感于此，宗喀巴以重视戒律为号召，到处讲经说法，著书立说，抨击僧人的腐败，积极推进西藏佛教改革。1409年藏历正月，他在拉萨大昭寺发起祈愿大法会，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传召大法会。法会后，宗喀巴建立著名的甘丹寺，创建起严守戒律的格鲁派。其后又相继建立起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它们与甘丹寺一起并称为格鲁派的六大寺院。此外，黄教还创建了达赖、班禅两个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
格鲁派有三大特点：第一，提倡僧人必须严格遵守戒律，不应干预世俗事务，不得娶妻和从事生产劳动；第二，大力兴复寺院，招收僧人，噶当派的寺院全部纳入格鲁派属下；第三，每年定期举行传昭法会，在会上讲经说法，主张僧人修习先显后密，规定必修五部经论，创立传昭期间进行辩论和考试，考取格西等学位的制度。
四、藏传佛教经典和传习方式
藏传佛教的文献极为丰富。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其中《甘珠尔》包括显密经律，主要为佛教的原始经典，《丹珠尔》为论藏，系释迦牟尼弟子对佛语的阐释和论述的译文集成。
西藏佛教徒日常诵念“嗡、嘛、呢、叭、咪、吽”六个字，称为“六字真言”。
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恰如汉传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海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
六字真言又称六字真经或六字大明咒，是藏传佛教诵咒。据说是佛教秘密莲花部之根本真言。对“六字真言”的诠释颇多，但究其根本，不外乎以下几种：
（1）据藏传佛教经典记载，六字真言，“嗡”表示“佛部心”，谓念此字时，自己的身体要应于佛身，口要应于佛口，意要应于佛意，认为身、口、意与佛成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呢”，梵文意为“如意宝”，表示“宝部心”据说此宝出自龙王脑中，若得此宝珠，人海能无宝不聚，上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叭咪”梵文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法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瑕；“吽”，表示“金刚部心”，祈愿成就的意思，意谓必须依赖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觉”，成就一切，普度众生，最后达到成佛的愿望。藏传佛教把这六个字看作是经典的根源，主张信徒循环往复持诵思维，念念不忘，认为这样才能积功德，功德圆满可以解脱；
（2）松赞干布《嘛呢教言集》阐述了“六字真言”的多种修持方法和深刻含义。说“六字真言”中的六字代表度脱六道众生，破除六种烦恼，修六般若行，获得六种佛身，生出六种智慧等；
（3）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师索南坚赞《六字明功德颂》记载:“嗡”能消除天界生死苦，“嘛”能消除非天斗争苦，“呢”能消除人间生老病死苦，“叭”能消除畜生役使苦，“咪”能消除饿鬼饥渴苦，“吽”能消除冷热地狱苦。诸佛密乘咒，诸法集精英，众生现祥瑞，灌顶六字明，诸佛心灌顶，今当与汝授，诸佛皆集会，灌顶明王咒。“嗡”施到彼岸，无悭世至尊，诸佛集法身，乞加持灌顶！“嘛”忍到彼岸，无怒世至尊，大乐受用身，乞加持灌顶！“呢”戒到彼岸，无垢世至尊，三身成化身，乞加持灌顶！“叭”定到彼岸，无乱世至尊，所知一切身，乞加持灌顶！“咪”勤到彼岸，无懈世至尊，智慈普利语，乞加持灌顶！“吽”慧到彼岸，集事世至尊，威力总摄意，乞加持灌顶！法语六字金刚声，诸佛如来皆加持，法藏精要至无上，乞求灌顶并加持；
（4）《藏语系佛教念诵集》云:“嗡”具五智慧，“嘛”遍一切慈，“呢”引导六众，“叭”息一切苦，“咪”梵众苦厄，“吽”聚诸功德。六字被加持，雪域众有’情，愿往解脱道！诸佛悉加持，最精密要藏，福利来源处，成就的根本，往生善趣阶，禁闭恶趣门”；
藏传佛教传习和修证的处所分为讲道院和修道院两种，也有综合者。较大的寺院都有规定学制。各派各寺的规定不完全相同。如格鲁派哲蚌寺郭莽札仓规定：因明五年，般若四年，中观两年，俱舍四年，戒律一年，必须循序而进。戒律学完之后统称噶仁巴（经学士），其出路有三：1、少数申请应试格西学位；2、自由讲学或闭关修持；3、入密宗学院继续深造。
藏传佛教的学位有多种名目，如噶希（四论士）、饶绛巴（博学士）等，原仅为尊称，后学制逐渐严密，须经过考试才能取得诸如拉仁巴、多仁巴、林赛、曼仁巴（医药士）等各种称号，统称为格西。
五、藏传佛教的僧职称谓
藏传佛教的僧职，在教内已形成一整套既严格又分门别类的选拔制度，它是维系藏传佛教寺院及僧团秩序、开展各类宗教活动的重要组织保障。其称谓众多，概括来说，大体上可分为封号性僧职称谓、学位性僧职称谓、戒律性僧职称谓和寺院组织中之僧职称谓。
1、封号性僧职称谓
是由历代中央王朝授封的一种僧职称谓，在藏传佛教诸多僧职称谓中最具声望。这类僧职起始于元朝，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后，封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洛哲坚赞为国师，授予玉印，领总制院事，统领天下释教；1269年，忽必烈又晋封八思巴为帝师，从而促使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正式形成。自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对藏族地区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封号性僧职称谓有以下几种：
大宝法王
是明朝对藏传佛教噶举派高僧活佛授予的僧职称谓。1406年，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应明朝永乐皇帝之邀抵达南京，受到明成祖的盛情款待，并受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宝法王”。这一封号遂成为噶玛噶举黑帽系活佛的专用尊号，沿袭至今，如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就是当今在世的“大宝法王”。
大慈法王
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授予的僧职称谓。1413年，作为宗喀巴大师大弟子之一的释迦耶希（又名绛钦曲杰）代宗喀巴进京应诏，受到明廷的盛大欢迎，于1415年被明成祖封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1429年，释迦耶希再次应邀进京，并在内地留住造寺传法，遂于1434年又被明宣宗皇帝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简称“大慈法王”。
大乘法王
是明朝对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授予的僧职称谓。1413年，萨迦派高僧贡噶扎西（汉籍中称昆泽思巴）应明朝廷之邀抵达南京，被明成祖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乘法王”。
大智法王
是明朝对藏东地区的藏传佛教高僧授予的僧职称谓。明朝永乐初年，朝廷邀请岷州地区的藏族高僧班丹扎西入朝，并让他在内地长期留住；明宣宗时被授予“净觉慈济大国师”；明英宗时晋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明代宗时再晋封为“大智法王”。
阐化王
是明朝对藏传佛教帕主噶举派高僧授予的僧职称谓。1406年，明成祖封当时任帕主噶举派主寺泽当寺第五位寺主扎巴坚赞为“阐化王”。
除了以上数位僧职较高的法王外，明朝政府授予的藏传佛教僧职称谓，还有诸如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以及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灌顶大国师等等。
清政府继续对藏传佛教高僧，特别对格鲁派大活佛授予至高无上的僧职头衔，比如达赖、班禅、章嘉和哲布尊丹巴等。这一时期授封的僧职称谓大都是藏传佛教界具有广泛影响并形成制度化的活佛系统。
活佛系统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至于其称谓，汉族人习称“活佛”，其实是不大准确的，应译称“转世尊者”。
藏传佛教各宗派中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各类活佛系统，而且每个活佛系统的称谓各有自己特殊的因缘和象征意义。这里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活佛系统的称谓作简要剖析：
噶玛巴活佛系统
是以自己所属宗派的名称命名的，即取自噶玛噶举派的“噶玛”（ka-rma）一词。追本溯源，该宗派的名称得自祖寺的寺名，而祖寺的名称来自某一地名。公元1157年，都松钦巴在昌都类乌齐附近的噶玛地方创建一座寺院，随即取名为噶玛拉顶寺（或称噶玛丹萨寺）。他以该寺作为道场，大力宣讲噶举派教法以及自己的佛学观点，遂形成噶举派中最具活力的一支派别，并以噶玛拉顶寺的寺名作为该派的名称。后来噶玛噶举派中产生藏传佛教史上第一位转世活佛，亦以宗派的名称命名；当噶玛噶举派中形成二大活佛系统时，仍然称“噶玛巴”，即分别称“噶玛巴·黑帽系“和”噶玛巴·红帽系”，其中红帽系活佛转世至第十世时被迫中断；而黑帽系活佛一直沿袭下来，至今已转世至第17世，即第17世噶玛巴，现与达赖喇嘛同在印度达然撒拉。总之，噶玛巴活佛是藏传佛教史上历史最悠久、转世最多的一大活佛系统。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格鲁派活佛系统
是历代中央王朝授封的。公元1578年，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与蒙古土默特部阿拉坦汗会面，互赠尊号。阿拉坦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喇嘛”，阿拉坦汗后报明朝，经明庭册封得以确立。其中“瓦齐尔达喇”是梵文Vajra-dhra的音译，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文音译，意为“大海”；喇嘛是藏文音译，意为“上师”。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系统称谓的最初由来。公元1653年，清朝顺治帝又授封第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这一活佛系统的称谓才被确定下来，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二大活佛系统之一的尊号。 达赖喇嘛（ta-la-Bla-ma）被藏传佛教认定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现已转世至第14世达赖。
班禅额尔德尼（Pan-chen-Aer-Te-ni），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二大活佛系统之一，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公元1645年，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向第四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赠以“班禅博克多”尊号。尊号中的“班”字是梵文“班知达”的缩写，意为通晓“五明学”的学者；“禅”字是藏文“禅波”的缩写，意为“大”或“大师”；“博克多”是蒙语，意为“睿知英武的人物”。从此班禅成为这一活佛系统的称谓。公元1713年，清朝康熙帝又授封第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文，意为“宝”。之后，班禅额尔德尼这一称谓被确定下来，当然，有时仍简称“班禅”。现班禅额尔德尼活佛系统已转世至第11世。其驻锡地为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
帕巴拉活佛（Vphags-pa-lha）系统是以印度佛教史上著名的圣天大师的名字命名的。藏文“（帕巴拉）”是“圣天”的意译。历代帕巴拉活佛的驻锡地为昌都强巴林寺，现已转世第11世帕巴拉活佛。
嘉木样活佛系统是以创建甘肃拉卜楞寺高僧的尊号命名的。因为这位博学的高僧成为第一世嘉木样活佛，其全称在藏文中写作“Vjam-dbyngs-bzhad-pa”（嘉木样协巴），意为“文殊”，从而不难理解，嘉木样活佛系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现转世至第6世嘉木样活佛，驻锡地为拉卜楞寺。
贡唐活佛（gung-thang）系统是以贡唐寺的名称命名的。第一世贡唐活佛的晚年是在西藏贡唐寺度过，并在该寺开始成为转世活佛，所以贡唐活佛与贡唐寺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从第二世贡唐活佛开始迎请到拉卜楞寺驻锡，故历代贡唐活佛的驻锡地为拉卜楞寺，而不是西藏的贡唐寺。现已转世至第六世贡唐活佛。
此外，还有其它许多活佛系统，诸如章嘉活佛、哲布尊丹巴活佛、夏茸尕布活佛、热振活佛、多杰札活佛、夏日东活佛、策墨林活佛、第穆活佛、司徒活佛、降阳钦则活佛、土观活佛等等。
在藏语中，“活佛”则有多种不同的尊称，其中最为常用的有“珠古”、“喇嘛”、“阿拉”、“仁波切”等。下面就这些常用的活佛称谓作一简释：
珠古
是藏文（sprul-sku）的音译，意为“化身”，这是根据大乘佛教法身、报身、化身三身之说而命名的。藏传佛教认为，法身不显，报身时隐时显，而化身则随机显现。所以，一个有成就的正觉者，在他活着的时候，在各地“利济众生”；当他圆寂后，可以有若干个“化身”。换句话说，在这种佛教理论的指导下，藏传佛教对于十地菩萨为普渡众生而变现之色身，最终在人间找到了依托之物，即“转生或转世之活佛”。故“珠古”（即化身）是多种称谓中最能表达“活佛”所蕴含的深奥义理和精神境界的唯一准确、全面的称谓，因而是“活佛”的正统称谓。
喇嘛
是藏文（bla-ma）的音译，该词最初是从梵文（gu-ru，固茹）两字义译过来的，其本意为“上师”；然而在藏文中还含有“至高无上者或至尊导师”的意义。因此，后来随着活佛制度的形成，“喇嘛”这一尊称又逐渐成为“活佛”的另一重要称谓，以表示活佛是引导信徒走向成佛之道的“导师”或“上师”。
阿拉
是藏文（A-lags）的音译，该词在字面上看，没有实际的意义，是一种表达恭敬的语气词；自从成为“活佛”的别称之后，该词就有了实际的意思。在不少藏族地区尤其是安多藏区以“阿拉”一词来尊称活佛，并成为活佛的专用名称，从而完全代替了活佛的另外两种重要称谓，即“珠古”和“喇嘛”。因此，“阿拉”一词已蕴含一种引导信众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殊胜意义。
仁波切
是藏文（rin-po-che）的音译，意指“珍宝”或“宝贝”。这是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对活佛敬赠的最亲切、最为推崇的一种尊称。广大藏族信徒在拜见或谈论某活佛时，一般称“仁波切”，而不呼活佛系统称号，更不直接叫其名字。在活佛的多种称谓中，“仁波切”是唯一普遍使用的一种称呼。
2、学位性僧职称谓
学位性僧职称谓，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因为这一僧职称谓是极少数僧侣经过长期的清苦修学而获得的一种宗教学衔，它能够显示各自在佛学知识领域具有颇高的专业水准和身份。这一宗教学衔在藏语中总称为“格西”（汉文意译为“善知识”）。“格西”中又有不同级别的具体称谓，诸如“拉然巴”、“措然巴”、“林赛巴”、“多然巴”、“阿然巴”、“曼然巴”、“噶然巴”等。
拉然巴格西
是藏传佛教格西中级别最高的学衔，也是藏传佛教显宗中最高的学位。每位申请拉然巴格西学位的考僧，必须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祈愿大法会期间，通过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高僧提出的佛学疑难问题的答辩，并得到认可才能获取这一宗教学衔。
措然巴格西
是仅次于“拉然巴”的一种格西学位。每位考僧只有通过拉萨小昭寺举行的大法会，并在拉萨三大寺众高僧前答辩佛教经律论取胜，才能获得这一宗教学衔。
林赛格西
该学衔排在措然巴格西之后，是某位学僧在拉萨三大寺中的任何一寺内通过答辩佛教经论而考取的一种格西学位。多然巴格西，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大经堂门前的石阶上举行的法会上通过答辩佛教经论而获取的一种格西学位，排在林赛格西之后。凡是具备条件的各大寺院均可授予多然巴格西的宗教学衔。
除了上述四种不同级别的格西学位之外，还有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格西学位，比如，阿然巴、曼然巴等。其中阿然巴格西，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的密宗学院中通过对密宗理论的研习以及实践修炼而获得的一种格西学位。一般而言，进入密宗学院修学的条件比较严格，其学僧必须先经过在闻思学院研读藏传佛教五部大论的阶段，并在此获得毕业后才有可能升入密宗学院深造；最好是取得上述格西学位中的任何一项后，被选派或推荐到密宗学院研修，最后取得阿然巴格西的学衔。阿然巴格西的学衔也有等级差别，如在拉萨上、下密宗学院中取得的阿然巴格西学位，是至高无上、最为权威的密宗格西的头衔。
曼然巴格西，是某位学僧在藏传佛教各大寺院医学院长期研习藏医药学而获得的一种格西学位或藏医学位。由于医学院所学理论知识极为广泛深入，而且还要经常进行在野外采药等实践，故其研习时间相对较长。 另外，藏传佛教寺院中还有“噶然巴”、“然绛巴”等级别较低的宗教学衔，在此不一一赘述。
3、戒律性称谓
戒律性称谓，藏传佛教同其它佛教流派基本相一致。比如，藏传佛教中的戒律性称谓，大体上可分为七类：即格聂、格聂玛、格策、格策玛、格隆、格隆玛和格罗玛。
格聂，即居士，又名“近事男”，是受皈并守护居士五戒而可居留俗家的男性，也就是指在家行持佛法的佛教徒。其梵文音译为优婆塞或邬婆索迦。居士中又可分为六种：即归依居士、一戒居士、数戒居士、多戒居士、圆戒居士和梵行居士。
格聂玛，即女居士，又名“近事女”，是受皈并守护居士五戒而可居留俗家的女子，也就是指在家行持佛法的女佛教徒。其梵文音译为优婆夷或邬婆斯迦。
格策，即沙弥，又名“勤策男”、“劳策”、“求寂”等，是出家并守护沙弥十戒（又说为三十六戒）的僧侣。其梵文音译为室罗摩尼罗。
格策玛，即沙弥尼，又名“勤策女”、“求寂女”，是出家并守护沙弥十戒的出家女性或尼僧。
格隆，即比丘，又名“净乞食”、“乞士”，是受持《毗奈耶经》中所述二百五十三条戒律的僧侣。其梵文音译为比丘或苾刍。比丘僧在广大藏传佛教信徒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格隆玛，即比丘尼，又名“女乞善”、“乞净食女”，是具足受持三百六十四条戒律的出家女性或尼僧。她们在藏传佛教界也具有较高的威信。
格罗玛，即正学女或正学尼僧，是专为出家尼僧受持的介于沙弥尼戒与比丘尼戒之间的一种戒律。一般受持此戒二年后就有资格受持比丘尼戒。其梵文音译为“式叉摩那”。
4、寺院中的僧职称谓
寺院中的僧职称谓，也就是在藏传佛教寺院组织机构中任职的各类僧官的称谓。由于藏传佛教拥有众多不同的宗派支系，各个派别都有自己的一整套僧职体制，而且各派内部又有细微差别，限于篇幅，在此就不详述了。但值得说明的是，格鲁派作为藏传佛教中势力最大、影响面最广的宗派，它在寺院中建立起来的健全而完善的机构体制和僧职制度，对其它宗派产生了巨大影响，且各个宗派纷纷参照推行格鲁派的寺院制度，从而使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僧职设置在大体上趋于一致。为此，在这里主要以格鲁派为例介绍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僧职称谓。
格鲁派大型寺院中的僧职主要有“赤巴”、“措钦夏奥”、“措钦翁则”、“措钦吉瓦”、“堪布”、“格贵”、“翁则”、“郭聂”等。
赤巴
即“法台”或“总法台”，其宝座设在各大寺院的大经堂内。大经堂是藏传佛教寺院中的最高权力机构，重大宗教活动就在大经堂举行。“赤巴”，就是掌管全寺一切宗教活动或事务的负责人，在全寺主要札仓（学院）堪布中推荐具有渊博佛学知识、德高望重的高僧来担任。如著名的“甘丹赤巴”就是继席格鲁派祖寺甘丹寺宗喀巴大师法统宝座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僧职称谓，它是藏传佛教第一赤巴。“赤巴”这一职位的任期依各个寺院的情况而各异。值得提出的是，在历史上不少寺院的赤巴由寺主活佛来兼任。比如，第一世至第五世达赖喇嘛曾任哲蚌寺赤巴；历代拉卜楞寺寺主嘉木样活佛常任该寺赤巴，如此等等。
措钦夏奥
这一僧职在各大寺院中扮演司法官的角色，负责全寺僧纪纠察工作，也就是执行寺院里规定的各项清规戒律的高级僧官。
措钦翁则
这一僧职可以说是寺院里的教务长，主要负责管理各大寺院大经堂内举行的各类宗教活动。比如，从经常性的诵经等宗教活动到举办大型宗教仪轨，均由“措钦翁则”来领导。由于措钦翁则时常在大经堂内领诵经文，故又俗称“领诵师”、“举腔师”等。
措钦吉瓦
任这一僧职的僧侣在各大寺院内充当大管家的角色，主要负责管理全寺的财物或后勤工作，堪称寺院中的后勤部长。
堪布
又名师傅、大师、亲教师等，梵文音译为“邬波驮那”。担任这一僧职的高僧是藏传佛教各个寺院或大型寺院中各个札仓（学院）的权威主持人，相当于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方丈。由于担任堪布这一僧职应具备渊博的佛学知识，因而必须是寺院或札仓中最有学问的德高望重的高僧，故在藏传佛教寺院中担任堪布这一僧职的僧人大都是获得格西学位的高僧大德。
格贵
主要掌管各个寺院或札仓僧众的名册和纪律。所以又名为纠察僧官、掌堂师。实际上，格贵是负责维持僧团清规戒律的寺院执事，历史上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的纠察僧官巡视僧纪时，常随身携带铁杖，故有“铁棒喇嘛”之俗称。格贵的职责与上述“措钦夏奥”基本相同。
翁则
是掌管寺院大经堂或札仓经堂内的诵经功课和宗教仪轨的僧官称谓。由于翁则常要在法会上指导僧众诵经或亲自领诵经文，一般由熟悉各类经文且声音宏亮的僧人来担任这一僧官。翁则的职责也与上述“措钦翁则”相一致。
郭聂
是掌管各个寺院或札仓中一切财物的僧官称谓。因而又被称为寺院管理员、札仓管家。郭聂的工作性质类同于上述“措钦吉瓦”。
总之，藏传佛教的僧职称谓真可谓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了解这类称谓，对于正确认识藏传佛教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健全的组织制度，以及这些僧职在藏传佛教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便利各界人士与藏传佛教界的交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藏传佛教的传承方式
1、师徒传承方式
如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有家族传承方式：如萨迦派，基本上采用以昆氏家族为基础的家族传承方式。但最具特色的还是活佛转世制度。“政教合一”是藏传佛教的另一大特点。历史上，藏传佛教的多数派别都和一定的政治势力（包括地方实力集团或家族势力）结合在一起，形成政教合一制度，教依政而行，政持教而立，彼此依存。这一制度在吐蕃赤祖德赞赞普时初见雏形，至萨迦派时正式确立，其后不断完善，待格鲁派掌西藏地方政教大权后而达鼎盛。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时废除。
2、活佛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据估计，目前整个藏传佛教活佛的总数可达近万人。
陈友冰编写
参考资料：杜继文《佛教史》、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薛林平《中国佛教建筑》、张驭寰《中国佛教寺院建筑讲座》、曹昌治、罗哲文《中国古代建筑：佛教》、周维权《中国园林史》、陈友冰《《应用美学》、《文化专题电视系列片：中国寺庙》、互联网